1927年初，为了答复外对农民斗争的，选择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从表面上看，这个报告写于1927年3月，而实际上在1924年12月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养病时就开始调查思考了。1926年2月6日，再次回到韶山冲，接触了大量农民，当他听说小学同学钟志申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成胥生的团丁时，很是兴奋，感到湖南农民变得富有战斗性，于是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选择湖南作为农动考察的地点，与这些实践基础密切相关，事明也是正确的。
调查研究是一门很高的艺术，是要讲究方法的。其中，做重点的调查一定要选择有典型性的地方进行调查，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有实际意义。极为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从调查中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这是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总结出的科学工作方法。他选择调查研究的地点，重要的调查都选在几省、几市或几个地区的交界处。1929年1月，率领红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迫切需要掌握刚解放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状况，以便制定正确的政策。他选择寻乌做大规模的城市调查，是因为寻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把这样的一个地方搞清楚了，相临的几个地方也是大同小异的，与此相连的更大的地区也是基本接近的。他另一个重要的调查——《兴国调查》，也是基于这种考虑而选择调查地点的。
调查地点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熟悉什么，就找机会到这个领域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以后，把注意力开始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地点，选择了国务院主管经济建设的各个部委。的这次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这34个部门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重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部，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部，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供销合作社，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43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①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颐年堂。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②这十大关系，先是3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之后是5个关系，即，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还有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的关系；之后为6个关系，即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不久又提出4个关系，共十大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和的关系，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是在相对陌生的领域调查研究问题的典范。
拟好调查提纲，是搞好调查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调查研究中特别重视拟制调查提纲，经常边思考边形成调查提纲，经常亲自写调查提纲。
1926年3月，担任第6届农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开设25门课，授课4个月，其中有两个星期赴海丰实习。为在实习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他把学生按来自不同的省区，组成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直、三个特区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拟出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这36个研究项目是：
把学生社会实践的调查报告、总结报告，审核、修改后，编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动的同志参考。
这是经常用的一种方法。如1959年4月7日给汪锋写信。这封信，是用写信的形式拟定调查提纲的范文之一。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当时任中央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信是这样写的：
“汪锋同志：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关系，贵族是否有杀？是否私立审判，使用？（六）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情形。（七）庙内部的剥削情形，有人说对的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地方各级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的百分比各有多少？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到三百万，对否？（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的《内部参考》。如材料少，请分电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驻当地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四月七日”①。
以上是给汪锋写的信的全部内容。从形式上看是一封信，实际上就是一份调查提纲。从要调查的13个问题看，对藏族情况已经有了许多研究。按这个调查提纲再去调查，就是门外汉也会调查到很多东西，何况是委托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去调查。这封信我们，要先有初步研究，后拟定调查提纲。
比较典型的一个是1955年12月21日写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这是为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调查提纲。这个通知开头写道：
“今年十一月间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和内蒙自治区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①
这就说明，在代中央写这个通知以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要求各地再召集所属各地委和一部分县委详细研究一下，是为了更进一步的调查。这样写出的调查提纲应该说质量一定是很高的。
1959年，中央准备在庐山召开会议，史称庐山会议。亲自为庐山会议开列讨论题目，一下子就列了14个：
“（一）读书。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事》、《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②
从这14个题目可以看出，个个都是实际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天天要遇到的问题，是与实际联系特别紧密的。讨论这样的实际问题才有意义。
7月2日下午，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讨论题目是3天前确定的14个题目以外又加了5个：“（一）团结问题（中央到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①
从7月2日这天起，中央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当天夜里，把19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19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甚至包括在吃饭、读书、散步中调研的机会。
过一个什么地方吃顿饭，对大多数人来讲是太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能利用这个机会留心搞点调查就少了，能搞出重要的调查就更少了。就利用吃顿饭的机会搞出了重要调查，比较典型的一个事例是1930年11月21日搞的《木口村调查》。当时的情况是，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之藤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借这个机会，调查了村委员的成分及该村所杀的成分，形成的调查是这样写的：
村九个办事人：、秘书、土地委员、社会保险委员、赤卫委员、粮食委员、裁判委员、妇女委员、青年委员。
刘兴南(小地主)，两个人，有五十六石田(每石田出谷三箩，每箩四十斤)，耕十多石，出租四十石。因好赌，没有钱放账。此次分田大部分出去了。秘书彭家发(中农)，八个人吃，有四十八石谷田，还租入二十几石，够食，不欠债。此次分田每人分得七石八斗，共计六十二石四斗，分进来了十四石四斗，这是中农分田进来的。土地委员刘兴文(贫农)，三个人，十石谷田，不够食，这回分进来了十三石四斗，过去欠债六十元。社会保险委员伍开连(贫农)，四个人吃，十六石谷田，不够食，租入二十多石，此次分进十五石二斗，过去欠了账。赤卫委员彭家兄(中农)，过去一个人吃，十二石谷田，因还高利债，卖掉六石，只剩六石，够食，还帮人做零工，没老婆，不能供猪子，好赌，欠债三十元。后“由”了一个老婆，老婆带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及一个十三岁的媳妇，现在四个人分田，每人分得七石八斗，共得三十一石二斗。以本人说，原只六石，今分七石八斗，增加了一石八斗，又是中农分田进来的一个。粮食委员徐传章(贫农)，一个人吃，只有二石谷田，不够，帮人做零工，现分进了五石八斗，还没有老婆。裁判委员由刘兴南兼。妇女委员杨九英(中农)，五个人，五十石谷田，她丈夫和她的家翁耕种，够食，没有多余，不欠债。这次分田分进来了六石谷，又是中农分进田的一个。以上七个村办事人，小地主一个，中农三个，贫农三个，其中中农都是分进土地的。
本村前年起就，今年正月分田(从东固区分过来的，本村从前属于东固)。本村委员均吃自己的饭，一来不起伙。
本村共杀了七个：彭家光、彭家善、彭家俊、彭培均、彭昌隆、彭昌禧、温志贵。彭家光(小地主)，三个人吃，有三十多石谷田，在水南开布店，田租给人耕，收租，店内生意不好，每年蚀本，经手收第三十八都的捐税从中图利，吃鸦片，读书人，是个大劣绅。彭家善(富农)，彭家光之弟，五个人吃，有四十多石谷田，有钱放债。因废债伤了心，河南，去年七月和他的老兄一起被捉，杀了。彭家俊()，三个人吃，无田，欠人债。参加，在东固游击队当副官，又当过司务长，又当过军需。后头开小差，弄了三支枪，私打土豪当，去年被捉，杀了。平素好打牌。彭培均(富农)，四个人吃，有百二十石田，请两个长年耕，还把一半租与人耕，有钱放债。群众平田烧契，他不肯，杀了。彭昌隆(小地主)，四个人吃，六十石田，均租与人耕，放薄荷油钱、黄麻钱，读书人，在吉水县教书，跟河南一起，火线上捉到杀了。彭昌禧(小地主)，三个人吃，彭昌隆之弟，六十石田，放薄荷油钱、黄麻钱，借一元还谷三箩，前年三月杀了。温志贵(富农)，七个人吃，三十石谷田，租入百多石，自己劳力外，还请一个长年及许多零工，不放债，兼做小生意，担鸭子及油果子卖。勾通河南消息，被杀。(所谓河南，就是一部分河南人移居江西吉水县，其中有些人当。)
以上杀掉的七个，小地主富农各三人，一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方面的。但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①
通过这个调查，得出了结论，即在《木口村调查》的结尾所写的：“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阵营中去的。”这篇调查文章并不长，内容也不复杂，但得出的结论很重要，对指导全国的土地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读过这篇《木口村调查》之后，深深地被的调查所。我们也经常有过某个地方吃顿饭的时候，但只是吃了饭，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调查。记得当时看完这篇调查之后，还在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话：我们过村吃顿饭，毛过村搞调查。
学而不思则罔。终生手不释卷，每每看书都要联系实际进行思考。从1949年开始到1964年，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美帝国主义对我第三、四代实施和平演变的问题，无论是读书还是谈书，都联系思考这个问题。1957年9月，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接着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1959年冬天，读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又专门讲干部子女教育与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此后，他又多次提到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特别强调要教育青年，要严格要求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认为这是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存亡的根本问题。1967年，推荐读《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他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的财产和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在工作疲劳时有个散步的习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放过向警卫战士调查的机会。陈长江从1950年开始直到去世，一直做的警卫工作。据他回忆，他家乡的情况就是在在散步时了解到的。1952年4月，散步回来看到正在站岗的陈长江，聊到陈长江家住江苏海安时，问家庭情况怎么样？陈长江说，家里很贫困，解放前没有一亩地，没有一间房，从小就跟人家扛长活。问怎么那么穷？陈说不仅是我们家穷，不少人家都这个样。又问，现在怎么样啊？陈说：1947年以后，土地，我们家分了14亩地，分了3间瓦房，还有牲口，生活比较好了，弟弟妹妹都上学了。1967年，有段时间睡不好觉，就起来到游泳池边上散步。有一次，想了解农村建设情况，便问陈长江，“城里搞得挺那个的，农村里怎么样啊？”随后他又说：“长江啊，我给你15天时间，回去给我看看，农村的事怎么样。”散步转了半圈后，又说：“15天，说你们来回程就要七八天的时间，在家里一个礼拜是不是有点短呀？再加5天，20天。回去了解了解情况，回来跟我汇报。我还在，不上哪儿去，有什么事情交给你们的副，副中队长，下午你们就走。”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时刻思考着党和国家的事业，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搞调查的，是今天特别需要提倡的树立良好文风的基础。
写出的思想教育文章，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按照文章指出的内容去做的。这样做了行不行？还要靠实践检验。从不把写文章当解决问题，而是在实践中进一步调查自己的提法对不对。应该说，这是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理论的东西之后更高层次的再调查。
所谓亲自推动落实，就是写思想文章的人，自己按照自己写的东西去落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把调查研究运用到这种方法之中，使调查又上了一个层次。如，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问题。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建军，即如何把这支以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为党的绝对领导下新型人民军队。为贯彻执行自“三湾改编”以来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红四军军委明确支部建在连上，团、营两级建员会，负责领导部队执行党的线、方针、政策以及党赋予的任务；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以党代表担任同级党组织，拥有与同级军事长官同等，领导官兵开展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协助军事管理和指挥部队。对这一重大，开始有的人认识不足，没有体会到它对建军的重要性，一些连队党代表工作抓不住中心。为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因为自己决策正确就把问题推给下边，而是一道做工作。他来到红四军下辖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八团召开各级党代表开会，专题讨论建党问题。二十八团是北伐劲旅叶挺团为基础形成的，有2000多人，近千支枪。开会时，粟裕、赵尔陆、唐天际等连队党代表共3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对建军的重要问题反复作了阐述，重申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性。讲完后他要求大家发表意见，粟裕、唐天际等都谈了自己的认识，表示回去后认真贯彻落实。会后，几次来到二十八团二连检查支部建设情况。二连是南昌起义的第七十三团一个营缩编的，战斗力强，在全团首屈一指。编入红四军后，龚楷任连长、唐天际任党代表。一天，春雨绵绵，打着雨伞来到二连驻地，听了连队汇报，仔细询问了连队各方面的情况后说：“你们这个连打仗虽不错，但基础尚不巩固，还必须做到内部团结，军民结合，并要把许多先进同志吸收到党里来，以建立坚强的党的领导。”红二连遵照的落实，至1928年7月，占全连人数的三分之一，平均4人中有一名，做到了班有，排有小组。由于党的工作扎根基层，紧紧抓住了士兵群众，党支部成了连队坚强的战斗堡垒，部队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为红四军一个打不垮、拖不烂、屡建奇功的英雄连队。红二连的发展壮大过程，充分说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根本。同时，也证明了在文章发表之后仍做实践性调查的风格。
在领导井冈山土地时，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以什么区域为单位进行分田。实践证明，以村为单位分田是不好的。因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小村的村民不仅田分得少，而且还是分差田。另外，边界地区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为单位分田，豪绅地主阶级易于利用封建族观念制造矛盾，姓氏冲突，分田。而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缺点，因为区域过大，互不了解，有的人乘机瞒田，有的因所分之田在他乡，不便耕种。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以乡为单位分配，作为分田的主要办法。接着遇到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还是按人口分配土地问题，边界各地做法也不一样。开始时，多数地方按劳动力进行分配。在永新县塘边村专门进行了分田调查，制订了分用临时纲领17条，确定多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在此基础上，还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经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以湘赣边界工农名义正式颁布。尽管这个《土地法》还提出“一切土地而不是只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属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土地买卖”①等3个重要的缺陷，但它仍然是中国领导的新主义中第一部成文的土地纲领，第一次从法律上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不仅为边界土地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土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土地的线和政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写的文章、讲话、报告等，没有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都是为了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运用的。因此，的调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终生调查，终生修改完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最早为军队制定的纪律。1928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为红军定了三项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又亲自代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开头就讲，“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①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方逸华 子女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1977年12月28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同志的最后几年，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亲自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是好多同志都知道的。”①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对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并不是写出来就完了，而是亲自抓了一生并不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
历来重视调查，把进行社会调查为工作制度，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
强调调查，并不是什么都调查，而是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什么工作重要就强调重点搞好什么调查。1942年，由于对边区的经济，经济困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开始调查研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2月8日，他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致信南汉宸了解贸易、金融、工业等方面情况。13日，他又致信南汉宸收集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材料。20日，他再次致信南汉宸寻找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的材料。不仅自己调查研究经济和财政这个问题，还要求所有高级干部注意调查研究经济工作，要作为一种制度加强学习和研究。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各级党部、、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这是调查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之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比如，在1948年5月25日写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工作和整党工作》中指出，“必须注意季节。必须利用今年整个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三月，共七个月时间，在各中央局和所划定的地区内，依次完成下列各项工作：（甲）乡村情况调查。（乙）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①在此，所列的多项工作中，第一项就强调调查。新世纪新形势，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诚如所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②而且越是在、建设和面临重要关头，实施重大举措时，越需要全党同志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到丰富多彩的群众创造性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所谓重要问题，就是那些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掌握而目前还没有掌握或掌握的还比较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很容易地找到正确答案，需要作长期的调查。对重要问题的调查从不含糊。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强调，“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工夫的。”在湖南农动考察之后，认为“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六七年的时间的。”①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中讲到，“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和建设服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