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试点和实验被认为是中国政策（实施）进程的突出特点。然而，有关中国地方树立典型的经验研究还很稀少。本文研究了位于中国三个不同省份的农业县在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项目上树立典型和试点的策略。本文解释了县和镇是如何将这些模式运用的以及这一模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样本文也强调了地方树立典型和试点作为刺激地方发展有效机制的范围和。作者呼吁对地方设立典型的实践展开全新的视角，这将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当前中国农村的治理现实。
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激进的运动、实验和树立典型。大型的实验性项目和试点工作起步于被广泛研究的农村农业税取消、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土地管理权（例如，土地流转）等新模式。然而，可能由于有根据性的对在中国农村所展示的任何典型的怀疑。中国农村日常性的、小规模的、包含当地特殊治理任务的树立典型的惯例目前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太多关注。
本文则着眼于从不同角度去考察这一议题，并且认为重视典型以及树立典型的策略能让我们知晓更多关于目前中国农村地方治理实施方式（的信息）。通过运用在江西省、陕西省以及浙江省的三个县实施的调查，本研究想要对上述所引用的（观点），即设立典型、实验作为中国政策进程的真正创新特征或许会加强总体治理能力和制度适应力的宏观层面评价进行补充。在这一情况下，作者发现试点和设立典型是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也是其对上级部门实施要求的必要回应。同时，这些（试点、设立典型的做法）充当了当地干部的重要工具，以用来他们在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权，确保能够获得更高的提拔并且获得一定程度的治理效果来免受村民的和公开抵制。因此，在中国政策进程中设立典型并不意味着就是确定了最好的、最具创新性的做法并通过制度性的反馈过程被自下而上地整合进制度中。它最重要的是包含了上级部门和资金缺乏情况下务实的资源分配策略对当地政策实施的有效落实。
本研究关注于中央最新的农村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简称XNCJS）”下的树立典型做法。理论上来讲，每一级的必须提出它自己的XNCJS实施策略并且协调项目在整个体系中实施。这意味着当中央定义了XNCJS实施的普遍指标时，有相当多的空间允许地方改变、实验以及政策创新，这特别在县级及以下更加明显。在XNCJS以适应当地以及决定不同政策措施实施上，县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状况下，一个特殊任务是政策试点、实验地点和模范村庄的明确、选择和管理。
本文数据收集于2008-2011年每年夏天持续的实地考察，包括对浙江省庆元县的三次考察（2008-2011年），对陕西省米脂县的两次考察（2008年与2009年），以及对江西省定南县更长时间的考察（2010年）。鉴于米脂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庆元县和定南县则为中等发达程度。尽管这导致了XNCJS财政和管理上的构成差异，但XNCJS在三个县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对促进其农村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每一年，我们同许多在市、县、镇、村一级的当地官员进行半结构式，询问他们有关XNCJS的一般知识和理解、在他们各自管辖范围内XNCJS实施的过程、以及XNCJS总体的财政状况和内部评估。我们同当地的官员、村民和学者进行了141次，收集了许多（通常是内部的）文件，例如和党委工作报告、统计数据、评估标准，并且将它们作为XNCJS语境下设立典型和实验策略的参考。
作者发现XNCJS在这三个地点的（地位）都相当重要。每一个县对XNCJS的组织设定有所差异。尽管三个县都建立了一个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隶属在农工部下的一个全能的XNCJS机构，但根据下面的参考文献，XNCJS实施的执行核心则有明显区别。在定南县是一个党务机关，而在庆元县则为一个更松散的各部门联合的管理模式。
依照中国通常的政策制定线，XNCJS项目在越低级的治理体系中目标越明确（治理体系越低，项目目标越明确）。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概念化这三个县的实际做法。而与此相反，作者实际上发现了两种差异化的主题：1、集中资源；2、在更大范围内分配有限资源。
在米脂县，提拔模范典型村庄仍然是XNCJS实施的主要策略。此外，陕西省和榆林市强烈支持在他们各自的XNCJS策略中推进试点和典型，并且各个行政等级上的受访者均（试点和典型）构成了农村发展的核心。这（做法）也同样适用于米脂县，其县农业工作部门的领导官员将建立起来的模范典型村庄诠释为“XNCJS的精髓”。当作者2008年第一次对米脂县考察时，他们不可避免的被带入到了辉煌村,辉煌村作为一个农村发展成功的典范而享誉省内外。辉煌村隶属管辖的镇党委，非常自豪地描述这个村子的历史，向他们展示整洁排列的绿植、延伸到四处的人造庭园、重新整修的房屋、结实的村庄道以及辉煌村带有其自己的小型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文化中心。辉煌村被描述为米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是能够领导和激发其他村庄努力贯彻中央通过的“20个特色目标”的模范村庄。党委之后“鼓励”作者团队离开本县其他的贫困镇和贫困村，单独专注研究辉煌村。因为辉煌村展示了米脂县未来将如何发展。在米脂县树立模范典型村庄的做法比我们考察的其他两个县都更加突出和明显。
在2006年，米脂县开始设立17个县级模范典型村庄。2009年上述村庄总和增加到30个。这些村庄每年收到5万元人民币资助。许多市级示范或典型村（的身份）部分地与已经享受县级模范身份的村庄相重叠。在考察期间，榆林市支持的168个示范村中，有16个在米脂县。每一个模范村庄每年收到50万元资助。模范村隶属的行政等级越高，资助金就越多。然而，这些“优秀”的模范村庄是由于存在大量相对优势而产生的，这种相对优势即地理状况能够使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比此区域中的其他村庄发展速度更快（例如辉煌村）。因而，这些村庄中的大多数在XNCJS开始很久之前就存在，并且被一些新测量标准纳入到XNCJS的覆盖范围下，现在正被当地宣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
在和文件中，术语“试点村”的含义是有点含糊不清的，它与指代模范村庄的“示范”术语相关联，但术语“试点”也能指涉社在一个村庄内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并且相比“示范村”性更强一些。当地官员解释说一个试点通常的期限是3到5年。试点（shidan）实质上是通过在某个村庄内实施特殊的发展项目进行实验的一个试验区（a pilot）。尽管这一用法经常将“试点”与“示范”等同而变得含糊不清。因而这也使得很难区分两者，也很难确定米脂县在模范村庄和试点村庄之间的准确数字关系。然而，关键事实在于，在米脂县XNCJS项目主要被视为是产生日益增多的模板或典型村庄的任务（efforts），并且每一个实施的新举措都优先提供给那些已经努力取得这一（模范）地位的村庄。
庆元县和定南县则走了不同的道。尽管两县也都实施了设立典范的策略，但这很明显不是总体XNCJS项目实施的焦点。浙江省在2008年开始废除建立模范村的做法。这意味着样板村或者模范村的分类从用法中消失。然而，“示范村”术语仍然出现在市级和县级文件中，其中大多数与那些被认为是与特殊政策或项目有关的典范村庄相关。在每一个县的事例中，我们仅能辨别出重点村的存在，那些重点村因为被分类为十分贫困而接受特殊的资助和激励机制。但是，这些措施在特殊的扶贫（poverty alleviation）计划下运行并且必须区别于XNCJS的相关项目。事实上，两县XNCJS主要典型的设立，是一种依据特殊项目应用到几个村庄，以刺发同区域发展的项目为本的策略。
在一般方法的基础上，定南县主要施行了项目点（project-site）策略，这一策略明显区别于米脂县建立模范村庄的策略。在定南县，在考虑资金分配和村民支持的条件下，一个项目要覆盖到尽可能多的点（sites）。一个点可以申请许多项目并纳入到村庄的发展计划中，且可以负担起通过配套资金划拨给相关的一部分人口。一个点通常包含一个自然村，或者一个或更多的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至少包含30户家庭。根据江西省的指导方针，每一个选中的点从XNCJS项目中获取固定额度16万元人民币。因此，一个村庄可以拥有大约20个点。起初，村庄必须设立一个所谓的村民新农村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VAC）以对特殊项目负责。VAC包含3到5个在村庄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这还不包括之前村庄的领导者，例如村支部以及村主任等。由VAC申请XNCJS项目资金并之后负责XNCJS相关项目在所选择点（site）的实施工作。
在庆元县，尽管XNCJS项目的选择和分配最开始不会覆盖到特殊的点（site），但XNCJS实施的策略大体上跟定南县是一致的。更准确地说，庆元县实行了一种项目管理的模式，对基础工程建设的偏好指导了每个项目的决策。根据村庄其自身的需求和财务能力对其分类，依据预先设立的标准，不同种类的村庄获得不同额度的资金支持以完成XNCJS下的项目。再者，还会设立直接响应“二十字目标”的特殊项目以覆盖县里大多数村庄，例如，促进“整治村庄”。与定南县相反，庆元县设立典型的策略并没有伴随着新的参与协调主体，如VAC等的建立，而是普遍依靠现存的组织，最明显的是村委会。
米脂县XNCJS树立典型（的做法）是这些事例中最为典型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引起了国内外观察者的大量怀疑：在一个既不美丽也不发达的中，有着十分美丽的村庄和看起来满意的农民。我们的对象一再对县的主要目标——通过推动试点来为农村发展增加驱动力而感到压力。然而，他们发现很难去准确解释试点村庄怎样成功产生最佳措施，并且也很难解释这些措施将如何为其他村庄所模仿，因为在县域内试点的少数村庄与其他村庄间在自然状况、历史轨迹和经济发展上都存在着差异。
上述讨论的定南县和庆元县，县级和镇级干部在选择某一村庄作为XNCJS范例时，并没有关注于“传统的”设立典型方式，而是关注于在许多村庄中某一项目或不同举措的实施效力。与整个江西省一样，在定南县能够成功实行XNCJS项目的这些点可以比其他村庄申请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的意义上，设点的策略（the dian strategy）被视为是普惠性的（与米脂县单独设点的做法鲜明对比）。
更好的发展究竟是将资源集中起来，还是在更大区域中较少地去分配资源？这一问题在的发展纲领中是充满争议的。与后者的变体（分配资源）更加相似的是，定南县和庆元县系统性链接不同XNCJS项目的目的非常明确，特别是在农业现代化和村庄改建领域。此外，后来者（指后续加入的村庄）也能够有资格获取XNCJS的资助。与米脂县先前成功的村庄被简单附上一个新标签，陈好刘海峰结婚照并且现在被视为XNCJS的试点村庄相比，定南县和庆元县至少试验出了新式或创造去修改现有项目，带来了许多创新性的“最佳举措”（最明显的是在土地管理、农村合作、镇级治理和地方城市化方案等领域）。
总之，作者发现所调查的县级和镇级干部在有关实验和树立典型上，表达了非常不同的观念和观点。这些官员无疑是遵循着上级的指导文件去应用特殊化的策略，因此在这些策略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上没有个人决定的。但是，同时县仍然允许在贯彻这些指导文件时有大量的操作空间，而且能够通过当地实验和树立典型策略改进（指导文件）。他们也拥有特殊资源和方法去实施（策略）。
对陕西省、江西省和浙江省三个农业县在试点和设立典型上的全面审视，展示了体制性的（财政资源稀缺、严格的财政管理和疏忽、表现评估）和县镇部分干部组成的集体性机构塑造了地方政策实验和典型的设立。
首先，试点和典型是地方XNCJS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部分县和镇领导干部他们的自治权免受上级和施压的策略机制的表现。此外，树立典型可以作为确保农村人口支持的有效手段，特别如果它与功能性参与选择和实施项目过程的新模式相关联时。
其次，设立典型的做法被纳入到地方发展策略中，这些地方发展策略是对从上级下发而来的XNCJS指导方针的具体化。设立典型的做法经常依据的是地方“思维”，即通过把设立典型的策略功能化为地方官僚体制的一种理想型统一体，而给予其特殊的性。
作者发现地方策略性设典型与中国政策进程的内在逻辑，heilmann所描述的“等级下实验基本原理”有关。县与镇被上级鼓励，有时甚至去设立试点和典型，但是他们也创造出自己的设立典型策略以便去回应（上级的要求），对上述XNCJS指导方针进行补充和创新，将资源集中于一些村庄来对邻近村庄产生模仿效应，或者甚至将稀缺资源尽可能平均地在其管辖范围内分配，而不带有任何引起竞争效仿的目的。
最后，策略性设典型或许会在促进地方发展上成功，尽管这很大取决于当地干部的发展视角和专业水平。鉴于在一些地方，一些官员对由模范村庄产生的总体局限性结果感到满意；而其他地方的干部则追求着区域发展的雄心目标，大部分都与地方政策实施中更水平性的结构化方法相关（模范村庄VS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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