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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教育改进报告:基层教育改进活力减弱专业意见发表与发挥受限

※发布时间:2020-7-25 3:29:39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2019年中国的国际国内发生深刻、广泛变化,引发经济和社会多重因素变化并对教育发生影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布实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设定了各项目标进程。2019年《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的要求,教育发展取得一些成绩。受宏观社会变化影响对教育改进完善的期待走低,各种各样的教育改进阻力加剧。教育管理趋向集中,一刀切的风气抬头,对基层教育多样性发展的实际考虑不足,未能有效回应和解决对教育多样性、可选择性、均衡程度、公平与实惠、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的关切。高考招生制度做微调后推进,教师负担过重问题受到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很突出。随着自的发展,对教育发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几乎任何一件有违常理的教育事件出现都会引发围观,有直击的,也间杂非声音或事实不够完整真实的表述。受多重因素影响,教育发展呈现出波动与应对状态。

  世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趋势,2019年2月22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深入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印发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编制《中国智能教育发展方案》,2019年5月中国举办了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推动数字资源服务普及,建设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资源库,拓展网络学习应用空间。AI教育逐渐成为教育企业的投入重点,自2018年以来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投融明显增多,投资额度呈现增长,但相关技术应用还不深入。人工智能正在向用户提供其独特的教育内容、工具以及相关服务,通过接受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和反馈,应用于学习过程中的“教、学、评、测、练”五大环节,提供适合学习者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和有效反馈意见,重塑了学习体验,重构教育行业生态,逐步推动中国教育智能时代。

  由于体制机制原因,教师的非教育教学负担不断增加,贬低了教育工作的专业性,近年来教师负担日益加重,教师的休息权、教学自主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直接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2019年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获得高层的认识,1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的若干意见》。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教》等相关政策法规确立的底线标准,但在不少地方未能得到落实,在发放公务员年终绩效津贴时将教师排除在外。2019年,各省市依据2018年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相继对教师的工资进行调整,上调了教龄津贴、班主任津贴等各项补助。2019年6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再次强调要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提出“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为了让教师更加“受尊重、受关注”,教师工资待遇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各级财政调整优化结构,教育投入更多向教师倾斜,教师工资福利支出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确保超过50%;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向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中央财政对实施义务教育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的地方给予补,2013-2019年累计安排补资金198.2亿元,实现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每年惠及约127万乡村教师。中央财政对特岗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从2018年7月1日起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提高至西部地区年人均3.82万元,中部地区年人均3.52万元。2019年,特岗计划招聘规模已扩大到10万人。2013-2019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相关资金430亿元。

  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经济增速放缓,教育经费总体上保障到位。年初中央《工作报告》强调惠民生,明确“财力虽然很紧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保持在4%以上,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1万亿元”,各级地方也尽力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

  2019年公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43.00亿元,比上年的42562.01亿元增长8.41%。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36995.77亿元,比上年的34207.75亿元增长8.15%,占P比例为4.11%。保持住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P在4%以上

  由于中国行政管理实行分层分部门管理的方式,家庭教育究竟由那个部门负责,谁是家庭教育主体一直未能明确。习总做出“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等系列重要后,妇联、教育等部门都涉足家庭教育,全国教育大会对家庭教育予以更高关注,但各部门间的责任与边界,以及与家庭的责任与边界未能明确划分,实践中出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现象。2019年5月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修订)》,明确了家庭教育的“家长主体”原则,强调发挥立德树人功能。2019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中国教育学会启动《家庭教育指导手册》编制工作。教育部与全国妇联在进一步密切合作推进“家校共育”,进一步明确了家长主体责任,推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效衔接,为促进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重要保障。山西、江西等省审议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明确父母不能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时也应当履行监护人的义务。

  对3-6岁儿童教育承担的责任长期不足导致这一段教育问题频出。2018年11月15日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每年培养20万幼儿教师,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公办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为落实《意见》实现普惠园达80%的目标,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小区配套幼儿园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者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2019年各级建立治理工作小组,加大治理整改工作力度,教育部等7部门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整改工作的实施意见》。截至11月,全国共摸排城镇居住小区4.21万个,其中存在规划、建设、移交或普惠不到位等方面问题的有1.84万所幼儿园,已完成整改任务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有1.14万所,占应治理总数的57%。该《意见》对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教育经费比例这一关键数据未提出要求,中央点了菜,一些地方不愿或不能买单,使得落实遇到一些障碍。

  教育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不拔地通过自关注教育并不断发声。2019年10月11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女教师李某田在网上发表题为《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微信文章,引起众多网友关注。李某田反应的要点是基层学校接收上级部门发文多,形式主义严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2019年自关注的教育问题的点多面广,主要有:学生负担、教师负担、教师、高校章程修改、留学生管理、学生举报教师、、权、校园与、学术不端、技术等,几乎任何一件有违常理的教育事件出现都会引发围观、议论,网友言论有直击的,也间杂非声音或事实不够完整真实的意见表述。自发声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总体上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实施有效的教育改进。

  2019年中国教育改进取向出现不同意见,管控力度增强,基层教育改进活力减弱,专业意见发表与发挥受限。民办教育新政策引发民办学校发展波动;增加普惠园受到财政资金掣肘发生强制普惠现象,《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落实机制未能有效夯实。

  2019年,受中美关系及贸易摩擦影响,中国教育又一次面临是继续深化并扩大还是封闭保守的选择。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2019年度《门户报告》(Opendoors)显示,2018到2019年度,中国继续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的同时,受签证等因素影响,中国赴美留学人数的增长率创下十年新低。

  在中美相互定位发生变化之际,双方都有极端的人喊出科技、教育“脱钩”的口号;也有人进行相互的努力。2019年,一些学校对涉外图书、涉外课程、课堂教学、涉外阅读材料都提出了一些新要求,采取了一些措施,少数学校甚至发动学生“抵制过洋节”,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深刻认知和系统分析的情况下推行“国学教育”。这些都引发社会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还是封闭、回归传统的猜想。

  则兴盛,封闭则落后。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封闭与的冲突显示,常常是自救,能巨大力量,保有竞争秩序是社会兴盛之源。《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开创教育对外新格局”的战略要求,显示从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中外人文交流、双边与多边国际交流与合作、“一带一”教育行动、宏观管理等方面中国教育将继续实行对外政策。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工作,就必须针对当下的实际,与经济领域“稳”相协调,加强并推进中国教育,提高的质量和水平,推动有效服务中国教育改进与发展,提升中国高校国际化水平和中小学的国际参与度,促进大学“双一流”建设和中小学内涵发展,提质增效,明确办学导向,依学,保障学生和家长权益,提高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

  教育是有数千年积淀的专业工作,遵从专业性才能提高品质和质量,行政控制力快速扩大而又未受到约束使得教育管理一刀切的风气抬头,这是近年引发教育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019年行政部门发文多、要求统一的现象比较广泛地影响到教育发展,客观上使一线教育工作者难以实事求是,教育的专业性边缘化,学校和教师教学自主权受到削弱,作为教育重心的基层教育活力受到。

  2019年3月中办印发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31个省区市先后制定具体措施推进落实,包括精简文件、压缩会议数量时长、规范考核调研等,努力为基层减负。由于公立学校在中国是行政部门的下属基层机构,发文到学校几乎没有任何。一些部门也制定了内部发文编号控制的制度,但发文总量依然过多,口号多,落实少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要求教师外出参加教研活动必须经县级教育局长批准,于是教育局长办公室前排起长队;其中一些地区网上审批,依然是让大量教师长时间处在听侯指令和等待审批的状态。一些地方非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教研活动不批准参加,而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活动专业含量不足,参与者的满意度不高影响参与的积极性,严重压缩了教师专业提升的空间。行政部门的单一性与学生成长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以及学校情况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影响了教师主动了解学情,实施因材施教。

  2019年教育部发布《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19年工作要点 》,明确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依法支持民办教育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由于《中华人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迟迟未能修订颁布,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发本省区《实施意见》中关于现有民办学校(2016年11月7日前设立的民办学校)转设政策缺失和粗疏,以及国家关于民办教育政策方向的重大调整,导致地方推进民办教育新政进退失据,尤其在营利性民办学校新设和转设方面近乎停滞。2018年以来对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制定的发展政策已经严重了这两个阶段民办教育的发展预期,并对其他领域的民办教育发展产生了普遍的负面影响,悲观情绪正在蔓延。该法实行涉及到民办学校办学主体利益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由于产权明定和清产核资难以落实出现操作性难题,成为影响民办学校发展的一只未落地的“靴子”,使民办学校处于发展前景不甚明了,未来期望不稳定的焦虑状态,一部分民办学校主办方对未来期望值下降,选择撤资退出。

  2019年一些地方的民办教育新政策由于综合性、全面性与可行性方面考虑不够周全,已经引发当地民办教育发展秩序混乱。一是不少地方出现申办民办幼儿园被拒批、缓批的现象,或当地从提高普惠园比例出发不批申办营利性幼儿园,或在民办转为公办过程中未按相关法律、协议履行程序;二是各地在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中实行“同招”“属地招生”“超额摇号”政策引起性争议,并在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学生保障、公办学校施调整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复杂影响,群众不断;三是地方民办中小学收费要审核,划定学费最高限,对民办学校收费价格审批的目的是控制CPI指数不让涨,却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相违,是行政、乱作为。2018年以来民办教育领域一系列政策调整已经使民办教育面临不断积聚的政策风险,一些地方的民办学校退出和波动已经使当地教育资源出现短缺或教育品质下降。

  教育评价长期存在“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项”(简称“五唯”)的“五唯”问题,教育2018年底就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将破“五唯”作为2019年“最硬的一仗”,开展了相关的专题研究,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各种迹象看这一仗并未彻底打赢:一是中小学生以提高分数上更好大学为目标的负担过重问题依然存在,20余省市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社会上引发争议,采取的中小学生减负举措未得到家长普遍认可,“减负=制造学渣”之类的论点引发不少家长的热议,中小学生减负存在“执行简单化、对督查工作落实不到位、忽视多元教育需求”等问题。二是与“五唯”相关的高考招生制度2019年在部分省做过微调后推进依然不顺利,2019年多数自主招生学校出现预选学生总数低于自主招生人数的现象,实际录取的人数更少,原计划2018年和2019年加入新高考的多省区均尚未公布是否加入本轮高考,与新高考相关的教育评价进展缓慢。三是只强调破,未能解决立什么,怎么立的问题。

  “五唯”本身只是评价不科学的,根子在于行政僭越了专业评价,使得专业评价难以相对行使,只得以相对客观的“五唯”作为中介。

  2019年,在一些地方基层学校出现教育财政经费到位困难现象。实行义务教育免费以后,学校人财物等管理权高度集中在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基层学校自主筹资和激励措施几乎全无,学校办学活力下降。实地调查显示,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的教育专项支出进入县级财政专户后被县里统筹使用,未全额用于教育,一些地方为了防止日后检查还要求学校签虚假的收款单,造成教育经费占P比例的数据失真,当地教育实际使用经费低于统计数。农村学校公用经费持续增加,但拨付延迟,不少地方乡村学校经费使用需要教师垫付,月收入几千元的教师却出现垫付几万元的现象;变通使用公用经费支付校聘人员工资;因故挤占公用经费等问题在农村学校普遍存在,难到位、难使用,好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应。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经费不到位使得大量农村教育资源供给与当地居民教育需求不匹配,他们对教育质量的追求难以通过办好口的学校满足,使得优秀生源、优秀教师、优秀校长等都向城镇集中,稍有办法的家长都会选择让孩子去镇里、县里或外地读书,农村学校不断滑向低效、低质。调查显示,部分县小学毕业生语文、数学达标卷及格率不到50%,部分乡镇甚至不到40%。小升初考试取消后,没有建立相应更有效配套的教育质量测评制度,将“减负”片面理解为缩短在校时间、降低课程难度、减少考试测验,以至于常规教学质量测评都取消。提高质量重中之重的农村义务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农村小学教育质量面临最大挑战,已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最重要、最迫切、最关键的政策着力点。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共有公办园(含企事业单位办园、军队办园、街道办园和村集体办园)10万所,占37.8%,公办园在园幼儿2016.6万人,占43.3%;2018年公立幼儿园在园儿童占比较2017年44.1%下降0.8个百分点。需要在2018年基数上将18.35万所民办园中的15万所转为普惠园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面临最为关键的是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

  2018年全国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增长接近9%的情况下,投入总平均值仍仅占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4%多一点,由于上海都高于9%,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低于4%,一些地区仅有2%。在经费总量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各地为了提高公办、普惠幼儿园的比例,实现分别达到50%和80%的目标,出现了强制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园或普惠园的做法。受此影响,一些民办园不得不降低收费,导致经费入不敷出,终至难以维持基本的运营而停办;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由于收费降低导致活动项目减少,难以满足小区居民原有的幼儿教育需求;一些地方为了提高公办普惠比例停止民办幼儿园的申办,上述三种情况导致不少地方幼儿教育资源在数量上减少,质量上降低,内容和办园方式单一,出现幼儿园总供给减少和短缺,再现幼儿园50余人以上的大班额现象,“入园难入园贵”矛盾非但未得到解决,反而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并仍在进行的过程,2019年2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布,同时配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这些文本整体偏向宏观抽象,对其中的关键概念“教育强国”“学习大国”未给出操作定义,对实施操作未提出明确可检验性的要求,文本内容原则多,方法少,对实施径也使用“总体规划、细化目标、精准施策、先行”之类的抽象表述,实施主体及其权责未明确界定,在落实机制上主要强调“协同”,未能有效夯实。

  2020年,教育改进亟需依据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改善教育治理,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大幅减少行政部门的各类发文指令、检查、评估、评价,为学校潜心、自主办学创造良好,解放教师,解放学生,解放社会各办学主体,尊重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与学习自主权,尊重学校和各类办学主体的办学自主权与选择权,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主体作用,充分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尊重教育规律,培养身心健全的人。

  教育现代化依然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明确了这个方向。现代化就要求进一步而不是封闭或孤芳自赏;进一步未来而不是回归保守与传统;进一步包容而非闭锁或不加分析的排拒;要从整个世界和人类发展的历史校准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而不能以中国过去的历史作为标准确定未来教育阈限;要培养有文化传承的现代人,而不是培养只知道传统的古代人。

  以教育现代化为价值取向,消弭近些年在不同人群中出现的教育取向上的分岐是教育改进的关键起点。教育当事人要通过历史比较、分析、信息素养提升等多种方式,在探索过程中逐渐接近共识,认识到师生都需要沿着人类文明前进方向前行,才有可能将中国社会带进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公办与民办协同发展、适度竞争是40余年与的教育,也是保持教育内部活力、提高教育效率的动力源泉。受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潮流涌动波及,教育领域有人产生对民办学校的质疑与挤压,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的一些人主张提高公办校(园)比例,在社会上,一些人鼓噪民办教育“退场论”“论”,并有一定市场,从而引发教育的波动导致教育供给总量减少、品质下降,受到的还是有教育需求的,迟滞了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2020年需要明确消除对民办学校的歧视与,依法保障民办学校办学主体利益和,不再推行成为争议的焦点和不稳定源头的分类管理,创造条件在基础上立《私立学校法》。

  从长远看,提高承担学前教育责任是大势所趋,但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式绝不仅限于一味提高公办园的比例,而需要落实2019年《工作报告》:“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都要支持。”维持已有多种办园格局下真金白银增加用于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来降低家长的过重负担,而不是强制普惠让民办幼儿园主办方去承以承受的重担,在已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基础上做加法。

  经历过2019年的经济下行,又遇上2020年新型肺炎,各地财政经费增长乏力,2020年教育经费保障的压力和风险增大。2020年对教育影响面广的大概率事件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乏力,社会教育经费投入受相关政策也出现下降,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教育经费短缺,伴随经费短缺可能次生教师欠薪等类事件,以及与教育经费相关联的偶发事件。2019年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基层学校经费保障不到位的问题将会在更大范围出现。事实上,受经济状况影响,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乏力的现象2015年后即开始出现,2015-201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P比例分别为4.24、4.22、4.14、4.02,照这个趋势外推,2019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P比例极有可能跌破4%,2020年确保4%的难度更大。为此,一要采取比以前更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二要进一步放开社会资本投入教育的管控,通过社会教育经费增长弥补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足造成的供给短缺:三要大力压缩教育行政运行经费,增加直接用于基层学校的经费,减少基建投资比例,保障不出现教师欠薪。

  新高考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在于2014年发布的《实施意见》未能完整实现《规划纲要》和2013年《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表述:“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依然以行政管理框架考虑问题,未能立足于建设现代评价体系。需要从改变包揽、计划招生、总分录取、单一评价标准等关键方面入手深化,兑现招考分离。

  2020年需要对此做系统分析思考,没有教育评价制度现代化,教育治理能力和体系就没有现代化,就不会有中国教育现代化。从现代化视角看,教育评价过度集中、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是最为突出的问题,解决方式是开展分权评价与分级评价:首先要使评价相对运行,划定行政与教育评价的明确边界;其次要进一步为第三方教育评价发展创造条件,积极培育多元评价主体,增强教育评价的专业性、性和权威性,使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评价各自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形成良性教育评价生态;第三理顺、学校、考试机构、评价机构等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责权关系,各自有权选择运用先进的教育评价理论与技术开展评价实践,确定招生标准、录取方式、评价内容。改变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办学、以考分排名评老师的导向,建立性、灵活性、及时反馈,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评价,才能淘汰简单以考试成绩评学生,忽视学生好奇心、、冒险、自信、同理心、独特性、创新性、个性化差异、智力多样性的旧的评价。

  随着人工智能(简称AI)的发展和成熟,教育行业也了人工智能时代。各方面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抱有很高的期望,商业机构看中它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一些企业瞄准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应试教育需求,迎合地方追求政绩的功利行为,利用家长的焦虑短视的弱点,单纯追求市场份额与资本回报,开发的产品质量,与教育价值相违,挑战教育伦理,给师生和家长增加负担、带来困扰、效果不良。2019年就发生人脸识别、教师、注意力风波。在AI教育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劣品淘汰良品,理论基础尚不成熟、缺少严格验证、过度商业包装粗制滥造的产品市场,对产品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严格把关。一些企业突破科技伦理底线,违法收集学生信息,学生个人,给学生戴上电子,使用者个人隐私,拿学生做免费或付费试验品,教育规律和科技向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上述方面都亟需规范和引导。

  由于伦理层面、法律层面、教育规律层面的相关问题未能引起重视,也未能充分探明和有效解决,AI应用于教育可能引发诸多风险。为此,必须看到它在伦理层面可能对个人、自主性、平等性等方面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在法律层面涉及个人隐私、肖像、信息安全等方面的侵权;在教育规律方面涉及师生与保障、信息解读准确性、控制与自主等问题。坚守以人为本、教育本位的定位,将AI定位为教育的工具,面对其衍生出的复杂的安全、隐私等问题,教育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提前布局,谨慎应对。以教育的目的使用AI而不让教育为AI所役使;根据对人的成长发展有利还是有害的标准判断、选择是否使用AI的某一功能于教育,并明确使用条件;经过充分、严格的实验验证后才广泛使用,避免黑科技流行,及时建立完备的规则,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才能将风险降到可控的范围。

  2020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实施的收官之年,以它当下教育发展是履责的体现。稍做对照不难看出,《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各项数量发展目标均已提前实现;《规划纲要》中确立的体制目标多数未能实现。在《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中,分别从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以及教育对外等六个章节进行了论述。《规划纲要》公布后教育部及各地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管办评分离、以高考综合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多项体制上仍未达到设定的目标。《规划纲要》确定的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形成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格局的办学体制方面,受到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民办学校发展重重阻力,已经引发了来自的关注。近些年的行政部门由于不受约束,发文过多,组织的检查和评比过多,教师负担过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规划纲要》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措施未能以一贯之落实的结果。

  鉴往知来,中国教育改进急需进行的突破依然在于改善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在于推进整个社会进程中实现依教,将依教与遵育规律办教育作为教育健全发展的双轨,建立可持续的良性教育生态。依法约束行政尽可能少地违反教育规律是当下的难题,关键在于防止行政部门对学校过多过滥的指令和,决策必须有专业依据,实现从个体教学、学校管理到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评价对因材施律的系统遵守。必须有效保障师生的教学与学习自主权,真正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当事人有当事权,减轻师生过重负担,让教育公平从抽象逐渐转为关注个体间、群体间细微的需求差异,才能实现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目标。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给人民更多的选择机会与,让人民更多参与教育决策。张柏芝养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