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怎么扶？记者近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采访了解到，基层缺少发言权、扶贫项目不“解渴”、扶贫力量“撒胡椒面”，是基层干部群众对当前扶贫工作“欠精准”的普遍反映。他们迫切希望创新当前扶贫方式，让扶贫“供给”把准基层需求的“脉搏”，尽早共同迈入全面小康。
“今年，给我们乡又分了几十个沼气池的建设指标，我们都还没有落实。”湖南省吉首市排绸乡党委李拥平，无奈地告诉记者。
在这个“叫坪的地名很多，却难找到一块平地”的山区贫困乡，村村寨寨都有农户修了沼气池，数目多达几百个。“一个沼气池，国家投入上千元，全乡算下来，怎么也投了几十万吧。”李拥平说，因为山多田少，青壮年劳力大都外出务工，沼气池所必需的人畜粪便极少，因此，之前建的沼气池几乎全成了摆设。
让李拥平苦恼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个项目，叫两项制度衔接，即低保保障与扶贫开发相衔接，按每人每年400元的标准，扶贫到户，发展种植、养殖等产业。”李拥平说：“按户均4口人计算，每户1600元，能发展好什么产业？许多村民拿到钱，也就是逢年过节买几斤肉、打几壶酒的事。”
按总人口的15%确定项目扶持对象，排绸乡每年大约能分到1500人指标的项目资金，共60万元。“除了极个别的，村民户与户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你说给谁不给谁，都是矛盾。”于是，有的村就曾采取向名单把钱领回来，最后给村民平分的方式来解决。李拥平坦陈：“今年，我们想把这笔资金整合在一起，帮助村民共同发展茶叶产业，可是不同意，说这样做违规。”
类似的苦恼，吉首市农业局局长刘筱华同样感受深刻。“现在，扶贫资金使用的条条框框太多、太死，哪个钱用来买米，哪个钱用来买油，全由说了算。其实，顶层设计粗一点，下面反倒能做得更细、更精准。对资金使用情况的考核不要过分注重环节。”刘筱华说。
“谁最了解实际情况？当然是县乡村。可是，在扶贫开发的项目确定、资金使用等方面，恰恰是这几个层级最没有发言权。”湘西籍的全国代表田儒斌认为，长期以来，条块分割、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的扶贫方式，让许多扶贫项目的投向缺乏针对性，也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
给的，不一定是下面要的；下面要的，又不一定有。“为什么不能由下至上，让基层确定自己所需要的产业、项目、资金数量，进行评估、审核、监督、验收，不就好了吗？”采访过程中，多名基层干部向记者如此表示。
让吉首人特别耿耿于怀的，是其作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地，却未进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政策。
“吉首在武陵山片区中，不是最贫困的，但是最重要的。”吉首市委秦国文说,“作为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它的发展对于周边县市的发展有着强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吉首被开天窗，体现的是扶贫到底是扶树叶还是扶树根的差异。”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的确定，是以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为基本依据，如果高于值就进不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国宝介绍说，国家扶贫重点县确定的方法也大体如此。而且由于十数年以来，国家扶贫重点县在部各省的个数基本固定，导致一些省的不少非扶贫重点县，比其他省的国扶县还要穷。
“要实现精准扶贫，应当把扶贫分为解困、脱贫、发展三个层次。对特殊困难而又暂无良方的群体，主要是精准地用好社会保障政策，实现两不愁障的托底效应；对一般贫困群体，主要是因地制宜、强化基础、选准产业，有序脱贫；而对于整个贫困地区，则要注重规划、层次推进，这样才会有效增强贫困地区的自身发展能力，真正走出扶贫返贫的怪圈。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扶贫这种精准度还不够。”秦国文说。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扶贫供需之间的脱节。秦国文告诉记者，现在地方要项目概括起来，也就三种情况为项目而项目，为困难而项目，为发展而项目。后者是地方最需要的，却往往最难要到项目。一个地方的发展，本是系统性工程，往往需要整合多方面资金，而条块分割的资金管理和投入模式，使得整合面临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一个县而言，每年好几亿的扶贫资金，县级要整合几千万都很难。“这几年，我负责主抓全市的茶叶产业发展，为整合资金，其中滋味一言难尽。”吉首市委常委陈晓龙无比感慨地说。
今年的一号文件，吉首市出台了大力推进以“整地聚农、强镇活农、开城纳农”为主要内容的“三农计划”，为全面推进脱贫发展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我们去省财政厅汇报，领导很感兴趣，也非常认可我们的思，但他们也很纠结，因为按政策难给项目。”对此，秦国文颇感无奈。
从排绸乡出发，在一条尚未硬化的崎岖山上，颠簸半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王腊村。这个仅有610人的小村庄，有200多人在外打工，去年人均收入1800元。
“从1995年开始，村里已先后经过了五轮扶贫。村里的水、电、都通了，就是产业发展得不太好。”村支书张才祎介绍说，“第一轮工作队帮助村民开发了100多亩椪柑，但是因为交通不便，柑桔运不出去就没继续搞了；第二轮工作队建了80多栋烤房，种了300多亩烤烟，收益还不错，但因为受全市政策调整的影响，2004年以后我们就不再种烟，村民们开始陆续外出务工。”
从王腊村出来，在返回乡的村道旁，我们巧遇湘西州总工会驻槐花村扶贫工作组组长刘军。“驻村扶贫两年一轮，两年时间能做什么呢？”刘军告诉记者，有时候，工作队刚育好苗，还没有移栽，就得撤了。
工作队的资源也“不均”。“优势部门有资源，弱势部门就要四处跑项目。主要领导的联系点，各部门都争着往里投钱，有的村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有的村却连个几万块的小项目都要跑断腿。”刘军，“既然都是工作队，既然都是扶贫村，为什么不是做好总体规划，把资金打捆起来，根据村里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投入使用呢？”
扶贫项目全面开花，扶贫资金“撒胡椒面”，资金效益发挥不佳，是另一个反映集中的问题。“一笔资金下来，既要照顾公公，又要照顾婆婆，这个一两万，那个三五万，我们安排起来恼火，下面用起来也不得劲儿。”吉首市扶贫办纪检组长谢军说。
在太平乡清干村，村干部为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前些年四处“化缘”。工程勉强上马，却因设施太过简陋，年年维修，钱花了不少，一到天旱还是没法用。去年开始，村里通过一事一议，投入20万元，断了问题的根。今年，吉首50年一遇的，村民们仍有水喝。“如果一开始，就把钱给到位，前些年的那钱也不至于白花。”吉首市财政局农村综改办主任谢伯平说。
“二改五、村改镇、点改圈，是我们对现有驻村扶贫方式的。”秦国文说，“延长驻村扶贫时间，一定五年；省市两级领导扶贫联系点由村改镇；扶贫以城镇为中心，遵循发展规律，一圈一圈逐步推进，而非全面开花。”
吴国宝认为，近年来，扶贫方式和制度创新表现得动力不足。“修修补补的创新较多，而像以前整村推进、小额信贷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试点和创新少了点。”
“扶贫问题不仅仅是扶贫领域的问题，它的解决，必须有一揽子方案，系统性地进行制度设计和。”吴国宝说。推背图全集